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召开2026年监管工作会议，针对中小金融机构，会议要求，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着力处置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
在存量风险方面，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总结道，主要集中在不良资产、资本实力、公司治理与区域集中度四大核心领域；在潜在增量风险方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主要体现在经营模式粗放、外部环境变化和道德风险三方面。
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
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此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十四五”时期，金融监管总局始终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监管部门的首位主责，把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作为重中之重。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近3年来金融监管总局召开监管工作会议时，对于前一年中小金融机构化险的表述，2024年年初、2025年年初及2026年年初的表述分别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步伐加快，农信社改革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显收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要求中，2024年工作会议提出：“全力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把握好时度效，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工作。健全金融风险处置常态化机制，落实机构、股东、高管、监管、属地、行业六方责任，推动形成工作合力。”2025年监管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坚持上下统筹、分工包案、凝聚合力，全力处置高风险机构，促进治理重塑、管理重构、业务重组。”2026年监管工作会议提出：“有力有序有效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着力处置存量风险，坚决遏制增量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
上述变化的背后，是近年来我国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李云泽此前介绍称，当前，无论是高风险机构数量还是高风险资产规模，都较峰值大幅压降，在金融体系中占比都较小，风险完全可控。相当部分省份已实现高风险中小机构“动态清零”。
存量处置与增量遏制并行
对于2026年监管工作会议提到的“着力处置存量风险”，薛洪言认为，首先是中小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具体来看，风险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调整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背景下，相关的房地产开发贷、平台关联贷款不良率攀升。同时，受经济复苏不均衡的影响，面向小微企业与个人的零售贷款也面临显著的违约压力，这部分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难度与成本正不断增加。”
曾刚亦赞同上述观点，他告诉记者，部分机构在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集中度过高，随着相关行业深度调整，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拨备覆盖率承压。同时，他认为，区域性中小银行、农信社等机构因负债端成本刚性、资产端收益下行，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错配问题；另外，股权结构复杂、关联交易频繁、内控机制薄弱等公司治理痼疾，导致风险隐蔽且处置难度大。
薛洪言补充道，从资本实力看，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中小金融机构主要依赖利息收入，内生资本补充能力严重不足，而外部渠道有限，导致部分机构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红线。从公司治理层面看，中小金融机构“内部人控制”、股权结构失范等问题依然存在，为风险滋生提供了土壤。从风险分布看，这些问题在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县域市场尤为突出，处置环境更为复杂。
“这些存量风险相互交织，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区域性金融震荡，因此需要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曾刚说。
针对“坚决遏制增量风险”，曾刚认为，增量风险的隐患主要源于经营模式粗放、外部环境变化和道德风险三方面。一是部分中小机构在利差收窄压力下，可能铤而走险开展高风险业务，盲目扩张表外业务或参与复杂金融衍生品交易。二是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优势产业客户违约风险上升，而新兴产业授信经验不足，容易形成新的风险敞口。三是个别机构股东“掏空”行为、高管违规操作以及数据造假等道德风险依然存在。此外，数字化转型中的网络安全、金融科技风险也不容忽视。
另外，薛洪言认为，在宏观层面，持续的低利率环境会进一步压缩盈利空间，削弱其风险化解能力，而经济复苏的结构性分化可能带来新的信贷风险传导；在市场竞争层面，大型银行业务下沉与各类资管机构分流存款，形成了“上下挤压”的格局，可能迫使部分中小机构为维持份额而降低风险标准。
曾刚建议，防范增量风险需要强化穿透式监管，建立早期纠正机制，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从源头上遏制风险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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